方佳晶：该不该关“熊孩子”

    2017年1月16日，公安部公布了《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公开征求意见稿）》 ，该征求意见稿第二十一条取消了现行《治安管理处罚法》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未成年人不适用行政拘留处罚的限制性规定。也就是说，一旦该意见稿被立法采纳，那么今后年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违反治安管理将可能被执行行政拘留。当然，属于初犯的，行政拘留处罚不予执行。再犯的，就得关进去了。

    此意见稿一出，笔者脑中立即闪过多起影响重大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山东15岁少年约架捅死同学案件、学生因教室座位纠纷持匕首捅伤同学案件、某职业学院学生贩卖冰毒案件……画面让人瞠目结舌，触目惊心。尽管我们似乎很难想象，十几岁的“熊孩子”会有如此这般的恶行，但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的确是校园暴力等案件中的绝对“主力”。与上述事件同样让我们感到不安的是，有不少实施暴行的“熊孩子”因年龄因素逃脱了法律的惩罚。如何处理让人头疼的“熊孩子”成了我们必须面对并且亟待解决的问题。

    征集意见稿发布后，从媒体报道的情况来看，多数网友对于此意见稿持支持的态度，认为此意见稿有助于惩治未成年人暴戾。相反的是，许多法律人士对该意见稿充满忧虑，甚至斥之为“立法技术上的重大倒退”，“有百害而无一利”。

    那么，降低未成年人行政拘留年龄，是不是真的不妥呢？

    我们先来看看反对者们的理由是不是真的成立。

    在众多反对的声音中，呼声最高的应该是，认为降低行政拘留年龄对于未成年人而言太过严厉，会产生“染缸效应”和“标签效应”，破坏青春期未成年人行为的自愈规律，制造更多和更严重的犯罪人。

    但是，“掉入大染缸”的前提是，未成年人被送入拘留所执行拘留后，与成年人不做任何区别的混居关押。首先，很难想象一个未成年人会在不超过20天的短期关押过程中学坏。其次，姑且不说反对者担心未成年人“掉入大染缸”是否有些危言耸听、杞人忧天，放诸实际情况，目前拘留所已经具备了分管分押的条件，设置了未成年人管教所，这使得反对者的这一忧虑不复存在。

    还有一种声音认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状况总体显著向好，未成年人罪犯严重化趋势得到了有效的遏制，此举降低未成年人行政拘留执行年龄完全没有必要。并且专家举出了未成年人在刑事犯罪中的比重，从2005年的9.81%降低到了2016年的2.93%。10年间未成年人犯罪率的趋势表明不应降低行政拘留执行年龄。

    笔者认为，从9.81%到2.93%是一个统计意义上的数据，它的下降并非完全是因为不对14—16周岁的未成年人执行治安拘留，而是由多种复杂因素共同导致的结果。例如，随着信息技术与科技的发展，未成年人提升了反侦察水平，提高了犯罪技巧，使得其被打击处理的概率降低；又如，这10年是我国的法治大年，学校、社会对于未成年人法制教育的强化也使得未成年人犯罪率下降；还有，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提高，同样会使未成年人犯罪率下降。上述因素都与14—16周岁的未成年人行政拘留不执行制度毫无关联，故笔者认为，大数据表明这10年间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率下降是我国法治与社会发展的综合结果。我们不能倒果为因，以此推论“降低未成年人行政拘留执行年龄没有必要”。

    反对的声音中，还有的认为我们应该尽量避免将轻微罪错未成年人投入监禁机构。因为降低未成年人行政拘留执行年龄，将会与国际社会公认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成功经验”背道而驰。

    既然接轨国际，理应把目光放之于国际社会。在国外，与我国“治安违法与犯罪”相对应的，通常采用的是“轻罪与重罪”的划分方式，因此国外没有行政拘留执行年龄一说，但据笔者所知，世界各国目前对于未成年人负刑事责任的年龄没有统一的定论。最低的是瑞士，为7周岁，远远低于我国的14周岁。英国、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的刑事责任起点年龄为10岁，苏格兰为8岁。

    日本的刑事责任年龄起点原本定为16周岁，但在1997年，日本神户一名14岁的学生接连杀害了11岁男童和10岁女童，这一残忍至极的案件促使了日本国会在2000年，将日本刑事责任最低适用年龄从16周岁降低到了14周岁。

    再来看看美国。美国青少年刑事犯罪责任年龄非常复杂，各州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美国的立法精神是，一个未成年人犯了成年人所犯的罪，就不应再被当作孩子来看待，无论多小的年龄都应以成年人的身份为他们所犯的成年人的罪负责。

    可见，国外的司法实践在面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之时，并没有被“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成功经验”所限定而自缚于其中，反而采取了较为务实、切合实际情况及当下社会经济现状的态度。这是不是也应得到我们借鉴。

    笔者认为，公安部适时修改《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降低行政拘留的执行年龄，意在弥补社会前行过程中所显露出的法律bug，可谓用心良苦。

    首先，降低行政拘留年龄，有其必要性。考虑到未成年人认知能力弱、可塑性强，我国《刑法》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仅对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这8类犯罪行为负刑事责任，且应从轻或减轻处罚。也就是说，对于该年龄段的未成年人，只要他们做出除上述8类的犯罪行为，就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甚至连5到15天的行政拘留都无法执行。从行政拘留到“刑事重罪”之间竟然没有一个必要的过渡，也没有一个中间性质的处罚手段，这样怎能做到及时教育、挽救未成年人？而《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的其他惩戒方式（训诫、警告）与老师的“批评”很难说有多大的区别，只执行这种“处罚”，不仅无法让未成年人认识到行政违法行为的严肃性，还会使其认为违法行为等同于普通的“违反校纪”。导致一些顽劣的“熊孩子”将此作为其肆意侵犯他人权益、逃避法律责任的“护身符”。

    其次，从修订稿内容上看，体现了宽严相济，也贯穿了对未成年人的关爱和挽救。先从适用对象来看，需要被执行行政拘留的是因再次违法而需要被行政拘留的未成年人。也就是说，熊孩子初次违法是不需要被关起来的，这也已将对未成年人的关爱与宽容适用于法律。当熊孩子再次违法，说明劝导、训诫等措施都已未能发挥效用，此时唯有通过行政处罚措施中最严厉的——行政拘留，让违法的未成年人认识到法律的严肃性，从而给予其足够的警示。

    最后，还有一些“好事者”利用法律对于14—16周岁的未成年不执行行政拘留的规定，组织未成年人进行犯罪。这一修订内容，能够有效发挥震慑作用，从而避免一些“懂法”的人，“懂法”的熊孩子，恶意利用法律归责，明知无需承担责任，大肆施虐，使得孩子的身心受到更大的扭曲与伤害。

    当然，降低行政拘留执行年龄，这也并不意味着，一股脑儿把犯事了的熊孩子关起来就能解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我们对待未成年人违法，仍应综合考虑严重程度以及危害性。当我们秉持“教育为主、惩罚为主”的原则，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的同时，我们不应否定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进行必要的法律制裁。我们要强调的，应该是惩罚手段的最后性与可替代性。我们要说明的是，我们适当运用惩罚手段，并不是要违背少年司法制度的基本理念，而是以惩罚来帮助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