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共和国的多个警种先后陷入了舆论风暴中：北京刑事警察查办雷洋，深圳治安警察盘查女生，广西司法警察检查律师。他们的执法均引发了冲突，遭到了强烈的质疑和批评。雷洋案的民警因执法不慎致雷洋死亡，还检察机关被刑事立案；而在香港，7名警察因为在“占中运动”中执法不当被判处2年徒刑，堪称难兄难弟。
笔者发现，雷洋案也好，“七警”案也罢，舆情并没有一边倒，不论是在微博、博客、微信群还是公众号，一大批人士站了出来为涉案警察发声，刨去一些立场先行的激进言论，他们核心观点是：“如果要这样做（指对涉案警员进行依法追责），那以后就没人敢执法了。”换句话说，就是“如果一切按照法律规定来，那么警察是无法顺利执法的。”
这些论调犯了两个逻辑错误。
其一，“乱树靶子”——稻草人谬误。
他们爱说“刁民不配合，警察应当使用暴力，不这样警察没法执法”。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七警案。曾健超被几个警员从花槽上拽下至人行道并被制服。一路上，曾健超脸部朝下被抬着，后被拖入变电站的北侧进行殴打，导致曾健超全身多处受伤。到警局之后，警员又两次掌掴曾健超面部。
雷洋案。邢某某等人对雷某实施了脚踩颈面部、强行拖拽上车等行为，致使雷某体位多次出现变化。后雷某出现身体瘫软和不再呼喊挣脱等状况，邢某某等人在发现雷某身体出现异常后，未及时进行现场急救、紧急呼救和送医抢救。
深圳案。警察在被盘问的女子上警车后，双方发生对骂，且情绪激动，警察口中不时冒出侮辱性词汇。
广西案。笔者就不多说了，因为说多了都泪。
以上案例中，警方都是在相对人受到控制之后，采取过度的暴力，导致相对人人身、财产受到损失。传说中的“正在进行的暴力抗法”，笔者没看到。即使相对人有不配合执法甚至阻碍执法的行为，按照行政法“比例原则”，执法者也应当严格依法使用武器和武力。即使普通公民之间的侵害与自卫，也有一个度的要求（无限防卫限于暴力行凶），何况执法者的职务行为，因为执法行为更应受到法律规制。可有人就喜欢睁着眼睛说瞎话，就爱用“占中是不对的——曾健超是占中人员——所以打曾健超是对的——处分警察就是支持占中”这种逻辑来跟人对话。对无中生有的事物大肆批判，就是稻草人谬误。
其二，“你行你上”——偷换论题。
他们同时也爱说，“你这么会说，那你来当警察试试”，“你知道这群警察多不容易吗？”比如我说某球星打不好篮球，甲反驳说你行你上啊，这是无效的反驳，因为我讨论的是那个球星能不能打好，而甲把问题换成了我能不能打好，使我们讨论的不再是同一件事。就算我打不好篮球，也说明不了那个球星能打好篮球。所以说“你行你上”的人犯了偷换论题的谬误。今天讨论的这些事件根本问题在于执法者有没有违反法律，是不是必须违反不可？如果违反了法律，又并非必须违反不可，那么该处理就处理，该批评就批评，有什么好多说的？
某种意义上说，公众与民警的冲突，是自由和秩序的价值冲突。
曾有个国税局的同学跟我抱怨说，中国的企业税制度真是一个糟糕的制度。他说：我国的企业所得税在费用扣除方面向来是比较宽松的，企业自用的小汽车、游艇都可以抵扣增值税了，这是全世界税法中都几乎没有的。小汽车、摩托车还都勉强可以接受，但游艇这种赤裸裸的奢侈性消费竟然在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中均可以扣除。我当时听了以后觉得义愤填膺，觉得这个制度简直是为富人设计的。
后来我学习了税务知识，也办了几个涉税的案件，方才了解：确实有一些公司高管（股东）把自己的日常支出——譬如买电脑买车打的吃饭，统统都挂在公司头上的现象。公司和个人都可以少付一笔税款，“两全其美”。这种税收漏洞，当然被税务工作者视为恶法。之所以出现上述企业所得税的灰色地带，无非也是因为在实际操作中，很难判断某一项支出是属于个人受益还是公司受益。一个富豪老板吃饱喝足，让公司给他买一部两万八的手机专门用来打“王者荣耀”，勉强也可算上企业的必要支出，因为税务机关没办法证明不是，虽然原则上这样做是违法所得税精神，但是基于可操作性原则，也只能这样了。
倘若我们嫉恶如仇，防止富人捡漏，出台办法，规定大额资产性支出必须到税务部门申报及审核，不通过不予税前列支，那么，企业本年应该缴纳多少所得税，已经完全由税务局决定了，企业也就没有了自由。这种：“为了让税法更方便执行，就采取对征税机关更有利的，对纳税人更不利的办法”，才是真正的“恶法”。这就是自由和秩序的冲突。
回过头看看警民冲突案件也是这样，所有警察执法的时候，都希望轻装上阵不带任何执法记录设备，一抬手相对人就乖乖蹲下双手抱头。不配合就击毙。如果一个社会变成这样，秩序固然好了，老百姓却感觉更不自由了。我们在看“香港警匪片”的时候，发现警察经常对坏人束手无策，不仅如此，坏人还经常到警察面前耀武扬威，口中念念有词：“香港是法治之区”。但是我们很爱看警匪片，不少人小时候都对香港警察这个职业很向往。这是因为香港警察虽然是带着镣铐跳舞，但总是用智慧和勇气屡破奇案。如果他们破案都是靠当事人乖乖配合，靠供认不讳，那么谁还佩服呢？进一步讲，如果警察破案不靠技术靠威权，那么香港警队会成为世界一流的纪律部队吗？如果警权不被法治约束，那么香港会成为亚洲最安全的城市吗？
所以，只要一出什么事，就极力为警方“辩护”，动辄就诉说基层警察如何不易，动辄就提“家国情怀”压人，这不是理解、尊重警察工作，这是“洗地”，而且用的是脏水。这样的方法，只能让裂痕更大，误会更深。
怎样算是理解警察、尊重警察？
家里门打不开了，找专门的开锁公司，不必非得靠警察；邻里发生纠纷，能协调尽量协调，用不着回回闹到派出所；开车与其他车辆碰擦，责任清晰，事故轻微，建议下车拍照，之后就将车开到快处理中心，不是非得警察来不可；听劝，遇到人多路堵的时候，别硬往里挤，别给警察添乱；去窗口办事，先打听清楚所需材料和流程，别动不动拍桌子骂娘；如果有能量的话，多呼吁提高警察待遇、扩充警察编制，派出所多一个民警，地方就多一分安全……太多了。
我们可以注意观察下，如果一个人不管出什么事，都把“你知道警察多么辛苦吗？”挂在嘴边上，那这个人不是坏，就是蠢了。
旧文链接《请像对待被告人一样对待李乐斌》 http://jinglin.zj.cn/news/show.php?id=4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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