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法制报2011年10月27日《看法》栏目
拿什么救助生命，道德还是法律?
连日来，广东佛山两岁女童小悦悦被汽车轧成重伤而无人问津的事件，让人感到悲痛和愤怒。如今，小悦悦走了，愤怒之余，人们将焦点聚在了多年来一直争论不休的话题———“见死不救”是道德问题还是法律问题?为此，本期《看法》特邀请法律界人士来谈谈这个话题。
新闻背景
女童连遭车碾’十八路人无一相救
10月13日下午5时30分许，一幕惨剧发生在广东佛山南海黄岐广佛五金城:年仅两岁的女童小悦悦在巷子里被一辆面包车两次碾压，几分钟后又被一小型货柜车碾过。而7分钟内在女童身边经过的18个路人，竟然对此不闻不问。
15日晚，记者看到了事发时的监控视频。当时，小悦悦正一个人在巷子里玩耍，一辆白色面包车驶来，像没有看到她一样开始加速，并将小悦悦卷到了右侧车轮下，从她的胯部碾过。面包车停了一下，又加大油门，后轮再次碾过小悦悦身体。十几秒后，3个路人经过此地，其中一名男子从女童身边绕过，看也没看;另外两人看了女童一眼并绕过，没有放慢脚步。紧跟着，一辆小型货柜车开了过来，像没有看到一般，右侧前后轮先后碾过小悦悦的双腿。此后几分钟内，又有4辆电动车、三轮车和3位路人经过(其中一位女士领着一个约五六岁的女
孩)，但都只是看了一下，没有伸出援手，也没有打电话求助。而路边的店铺也没有人走出来看一眼。
下午5时33分，一位捡垃圾的阿姨经过小悦悦身旁，试图扶起她，但小悦悦一下子就瘫倒在地。阿姨把孩子抱到了路边，似乎在向旁边的店铺喊话询问，但无人出来。之后这位阿姨向巷子里走去。几秒钟后，小悦悦的妈妈出现，抱起孩子，匆忙离去。
事发后，小悦悦在医院接受了手术，但仍于10月21日零时32分离世。目前，两名肇事司机都已被逮捕。
据《羊城晚报》
正方观点:
【主持人】小悦悦的遭遇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人们对现场经过而不施援手的路人表示强烈的愤慨，认为这种见死不救的行为已不仅仅是道德问题。更有法律界人士提出，应当在刑法中加入“见死不救罪”。这也是多年来法学界一直争论和呼吁的议题。
反方观点:
【主持人】小悦悦遭遇见死不救的事件发生后，虽然有许多人呼吁对“见死不救”进行立法，但也有不少人认为，虽然多年来类似事件时有发生，但都只是些个案“，见死不救”的行为是道德缺失的表现，不宜立法规范，不要搞法律浪漫主义。
话题一“见死不救”不仅仅是道德问题
浙江靖霖律师事务所律师徐宗新：道德与法律，既不统一，也不包含，更不矛盾对立，而是存在交叉。如大义灭亲，道德上支持，法律却要说不；婚外情，道德上谴责，法律则无力规制。因此，对于“小悦悦”事件，应当客观冷静地分析。 到底能不能把见死不救的社会危害性仅仅定位在道德谴责层面？我认为，不能简单地这样认为。见死不救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人还可以救，不救就可能导致死亡，这种情况之下，救人的义务就重，不救的社会危害性就大；二是人已不可救，这种情况之下，不救的社会危害性就小。前者直接侵害人的生命健康权，对社会秩序和公民权利造成了实质侵害，那就不仅仅是道德层面不允许的问题了。从主客观方面来考察，在已经认识到自己不救的行为可能导致他人失去生命，却为了避免麻烦而对他人死亡持放任的态度，是有主观恶性的，客观上也造成他人失去生命的严重后果，其行为严重侵害了他人的法益。我国法律对行为人“不作为犯罪”是有特殊规定的，必须是有法定义务或先前行为，但目前还没有规定其他人有救助的法定义务，故无法作为犯罪处理。 对于第一种情况，从主观恶性、社会危害性角度评判，入刑毫不为过。而后者，救不救人都要死，其行为与结果缺乏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实际上没有侵犯相关的法益，不符合犯罪行为特征，则无法用刑法规制，只能进行道德谴责。
话题二刑法中应增设“见死不救罪”
浙江靖霖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崇杰：面对“见死不救”，法律是不是只能表现出无能？我认为不是。从历年来类似的案例中我们看到，缺乏法律规制导致的是人与人之间越来越冷漠，社会诚信日益缺失。这个时候，刑法作为后盾法，应当站出来。反对入刑的主要观点是：见死不救情况复杂，会导致认定事实难、定性难、处理难。其实，事实认定、法律适用与实践操作的问题，在任何一个罪名的适用中都会涉及到，不能以执法的难度来限制一个应当的立法。我认为，在刑法中增设“见死不救罪”有其必要性、合理性和可行性。首先，有利于约束每个社会成员的行为，并强制其回归到社会信任中来。其次，国外已有相关的立法可供借鉴，如英国设有“见死不救罪”，规定一个人“没有对涉险人士予以协助”，就会面临法律的惩罚。第三，在具体的规定中，应将能救而不救、该救而不救认定为犯罪行为，而对不能救的情形不予入刑，否则会造成刑法打击面过宽。第四，确定合理的法定刑，由于被害人的危险境地并非行为人引起，故被害人的死亡属于多因一果，还是应当由先前致害人来承担主要责任，我认为定刑在5年以内为宜。刑法的规定具有导向性，对部分见死不救行为入刑，其导向是人们“见死”都要施救。救活了，是英勇的见义勇为，救不活，也可以免罪。
话题一“见死不救”是道德缺失的表现
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律师童松青：阻止道德的滑坡、托举向善的力量，正成为今天我们这个社会必须面对的考题。但是，法律不能拯救道德。 中国自古就是礼仪之邦，扶危助困是中国人的优良传统，我们一直强调“德主刑辅”，强调运用道德力量来调节社会，保障社会和谐。如今，法制越来越健全，但人们却认为道德水准在下降。事实证明，法律不能拯救道德。这是典型的法律浪漫主义。试想，如果我们将见死不救的路人绳之以法，那么肇事者该当何罪？真正负有救人义务的是肇事者，而不是路人。如果有足够严格的法律、足够严格的执法，肇事者需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高昂的代价，那么，肇事者不光不敢肇事，而且还不敢见死不救。所以，是我们的法律本身和执法存在问题。 拯救道德需要楷模，需要良法善法，更需要教化，而不是冷冰冰的手铐。法律的归法律，道德 的归道德。道德的力量有时也很强大，小悦悦事件中已有路人向死者家属做了道歉，铺天盖地的舆论和视频已经让这些人颜面扫地，还需要将他们投入监狱吗？
话题二 设“见死不救罪”是法律浪漫主义
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晓辉：小悦悦事件发生后，大众把矛头更多地指向那些见死不救的路人，有人甚至疾呼增设“见死不救罪”加以惩治，但我不敢苟同。增设见死不救罪与奖励见义勇为两者之间本身就相互矛盾。见死不救和见义勇为首先都是道德范畴的问题，你可以提倡见义勇为，也可以谴责见死不救，但不能因为见死不救就轻易诉诸法律，甚至使之犯罪化。试想，如果见死不救成为违法犯罪行为，那也就意味着“见义勇为”是公民应尽的义务，那又何须赞颂甚至奖励那些见义勇为者呢？设立见死不救罪就等于将见义勇为从道德字典中剔除。虽然德治和法治都是社会治理的有效方式，但两者之间毕竟是有界限的，不能肆意以“法”治“德”、用法律惩罚来解决道德问题。增设见死不救罪在现有刑法理论中尚缺乏理论基础。设立见死不救罪，也就是意味着见死不救是一种“不作为”的犯罪行为。所谓“不作为”，是指行为人能够履行自己应尽义务的情况下不履行该义务，简言之，即“应为而不为”。而这里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行为人的作为义务来源，即“我为什么要救”。但在我国现行刑法理论体系中，并没有重大道义上的义务能够成为不作为犯罪义务来源的规定。在权利本位的现代社会，法律是用来保障人的权利，因此，在缺乏理论基础的情况下，增设“见死不救罪”并不现实。 设立“见死不救罪”在犯罪构成要件上难以界定，缺乏可操作性。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的法律都有类似“见死不救罪”的规定，但都有一个前提，即救助他人对自己或第三人并无危险。这就带来如何界定的问题。比如，有人落水，围观数百人但无人施救，如何界定处罚范围？若其中有人自己都不会游泳，又如何苛求他去冒死相救呢？诸如此类，都是难题。我以为，与其设立“见死不救罪”，还不如加强立法保障救助者，鼓励见义勇为，保证见义勇为者不被诬陷。“彭宇案”让助人的成本、风险在提高，社会诚信逐步下滑，法律裁判难以服众，“想救不敢救”的冷漠局面就这样出现了。我们更需要反思的是，如何让现有的法律得到正确实施，公平正义得到伸张。实证研究表明，见义勇为并不因为这是一种“法定义务”而实施，“救人意识”也不主要是通过“立法加罪”逼出来的。设立“见死不救罪”治标不治本，缺乏理论基础且难以操作，只是一种法律浪漫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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