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官：证人出庭，想说爱你不容易

    办理某局局长涉嫌受贿案件期间，辩护人向法院递交申请行贿人出庭作证的书面请求。法官答曰：行贿人在笔录中对行贿事实讲的很清楚，没有出庭之必要。
    在我国审判实践中，证人出庭率之低，世所罕见。证人不出庭是常态，出庭反倒成了非常态。在刑事审判中，证人出庭率就更低了，曾有统计表明某省法院刑事审判中证人出庭率不到1%，某些法院甚至一年中没有一位证人出庭作证。反观欧美国家证人出庭乃常态，且法律明确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庭审中经控辩双方交叉询问、质证后方可作为证据被法庭采信。
    那证人不出庭的症结何在？笔者认为，根本原因是刑诉法规定了证人不出庭的例外太多，书面的证人证言的采信毫无阻碍。虽然刑诉法第五十九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质证并且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但刑诉法解释第二百零六条却列举了证人可以不出庭的四种例外。这从根本上削减了刑诉法规定的适用范围。此外，书面证言具有极强的效力。刑诉法解释第七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证人当庭作出的证言与其庭前证言矛盾，证人能够作出合理解释，并有相关证据印证的，应当采信其庭审证言；不能作出合理解释，而其庭前证言有相关证据印证的，可以采信其庭前证言。从该条规定看，书面证言具有天然的优先采信力，即便证人出庭作证，也无法确保其庭审证言最终会被法官采信。
    其次，人为因素是导致证人出庭难的另一重要因素。从法官视角看，法官们对证人出庭普遍持不欢迎态度。具体到个案，有如下原因：
    1、法官会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在案证据充分，证人没有出庭必要。本文开头所举的例子即是证人无法出庭的一个缩影，且持该立场的法官不在少数。
    2、证人出庭费时费力，法官甚至需为此承受不小的压力。一旦法官决定证人需要出庭，则其要想方设法联系上该证人，并保证其能到庭；若证人出庭，庭审进程势必要大幅延长；接着，法官要综合全案证据后，再考虑是否采纳证人证言，工作量增加在所难免。最后，有时因证人出庭后，前后证言不一，法官会为是采信庭前证言还是庭审证言而苦恼，甚至可能使案件成为难以办理的疑难复杂案件，陷入定放两难的境地，进而由此遭受内外部非议、误解。所以部分法官会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不让证人出庭。
    3、只有法官可以最终直接决定证人是否需要出庭。刑诉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根据该条规定，辩护人只有申请证人出庭权，法院可以最终决定证人是否需要出庭，而法官出于各种顾忌，普遍选择了不让证人出庭且勿需对此说明理由。
    证人无法出庭带来重重弊端。最直接的影响是庭审中心主义迟迟无法确立，我国的刑事庭审因此讽刺为“形式大于实质”。而更大的危害在于，由于证人证言是在侦查机关的全程控制、影响下取得的，由于该过程缺少了外界监督，导致各种威胁、引诱、欺骗等不法现象无法排除，曲解证人本意乃至证人不知或无法核对其证言内容就在笔录中签字现象屡见不鲜。侦查权一旦不受监督，侦查机关为了查清事实，尽快破案，随时有滥用该权力的可能。
    尽管历次改革均强调要破除证人出庭难这一顽疾，但至今成效甚微。如若不从根本上加以改变，此难题势必将长期存在并继续发酵，导致冤假错案层出不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