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红：我所理解的控辩之道

    每每看到法律人不能持中守正，顺从汹涌的民意、屈从群访的压力或服从长官的意志而出入人罪，就厌恶至极，讨好舆论，不该是法律人的追求。同理，每每看到法律人诉诸舆论场为正在诉讼的案件制造民意，就痛心不已，利用舆论施压司法，不应是法律人的作为。

    法庭是裁判是非、平息纷争的地方，诉讼是提出诉求、与对方抗争并由法庭公平司法的机制。无论司法人员，还是诉讼参与人，讲证据、重程序、论法理是职业习惯。是社会先发生了案件再由法庭来解决争执，而不是通过法庭制造了纷争再诉诸社会去加以平息。通常而言，法庭不该成为制造纠纷的场所，社会也不该成为裁判法庭纷争的地方。

    无论控，还是辩，最好都不要脱离证据事实和法律适用说事儿。通过借力媒体舆论达到诉讼或司法目的，更是大忌。仔细分解验证每一份证据，认真分析整理每一个观点，是控诉、辩护和审判工作的基础。在此前提下，价值判断才有意义。没有深度，只有高度，越高越危险。试图通过舆论，绕过基础工作，直接占据道德高地，无论控诉还是辩护，都不会成功。

    依据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律师不因为代理、辩护意见而被认为其等同于委托人。在刑事诉讼中，律师不具有积极的真实义务，所以，其观点虽然未必符合客观真实、其主张未必达到证明标准，但却为履行职责所允许。尽管如此，尽力有效辩护，是律师的职业伦理要求。虽然可以根据案件情况，灵活选择辩护策略和方法，但无论如何，正如司法必须讲理一样，诉讼也得说法才行，只有结论而没有论证，只有高度而没有深度，恐怕是辩护之大忌。

    近来，在盛产法律新闻的某市辩护几个极易炒作成热点问题的刑案，眼见法律人那先入为主、偏执任性或者漫不经心、事不关己的样子，再看当事人无辜受押、丧失自由的苦楚，都有呐喊的冲动。问题是，以错误方式启动的诉讼，能否以错误方式有效终结？还有，当事人为何要花钱委托律师代理诉讼或进行辩护？他是否愿意将纷争在法庭之外诉诸舆论？他是否明白这样做的风险与后果？律师是否仔细推演过各种代理或辩护策略、方案的利弊优劣？我辩护的这些案件，都会一如既往地征询当事人的意见，经过与当事人充分沟通协商，最终都选择了在程序内说事儿、用专业技术讲理的辩护套路。幸运的是，这些案件大多通过依法对抗实现了辩护目的，维护了被告人的权益，同时又没有意气用事与控方形成无谓的对立，更没有把法庭折腾成为一个尊严尽失的所在。

    在当下中国，维护法律尊严和司法公正，政治家必责无旁贷，司法者须身体力行，律师也得考虑自己诉讼权利的来源以及诉讼行为的外部性，做一个在法庭上睿智且坚韧的依法对抗者，而不是在舆论场投机且莽撞的对立制造者。